民無信不立

09/24/2012

 
[原文]

子貢問政。子曰:「足食,足兵,民信之矣。」子貢曰:「必不得已而去,於斯三者何先?」曰:「去兵。」子貢曰:「必不得已而去,於斯二者何先?」曰:「去食。自古皆有死,民無信不立。」

[譯文] 


子貢問治理國家。孔子說:「糧食充足,軍備充足,人民信任。」子貢說:「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項,那麼這三項應先去掉哪一項?」孔子說:「去掉軍備。」子貢說:「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項,那麼這兩項應去掉哪一項?」孔子說:「去掉糧食。自古人終究是要死的,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,那就沒有立國之本了。」

可見在孔子看來,不論是強大的軍隊或是豐饒的經濟,都比不上人民的「信」。人民對國君的信任乃是立國之本、個人的誠信則是立於社會的基礎,無論如何都不可捨棄。

兵法有雲:以正治國,以奇用兵。用兵作戰要出其不意,神鬼莫測。但治理國家必須以正治眾,以德服人。一個人總是不講信用,人格上就已經破產了,如同行屍走肉,無法立足於社會;同樣,如果一個國家的當政者失去誠信,人民就不再信任他,失民心者失天下,其政權也已經名存實亡,離垮台不遠了。

所以古時的當政者,在足食、足兵的同時都注重推行德政,取信於民,以求獲得民心,永保江山穩固。否則,一旦在道義上崩潰,即使兵強國富,滅亡也指日可待,「飆風不終朝,暴雨不終日」,天地的狂暴力量都不能持久,何況人呢?

名相管仲認為,「禮義廉恥,國之四維,四維不張,國乃滅亡」,禮義廉恥是立國的根本,喪失了這些國家就會滅亡。所以他勸說齊桓公,首先要遵循禮義,取信於諸侯,方可稱霸天下。

公元前681年,齊國趁宋國內亂,邀請宋國及其周邊國家──魯、陳、蔡、邾、郯、遂等國在齊的北杏會盟,商討安定宋國大計。

在這次會盟上,魯國壯士曹沫用突然以短劍挾持齊桓公,逼著他簽訂了歸還齊國曾經佔領的魯國國土,齊桓公無奈,被迫同意。事後,齊桓公與多數大臣想毀約並出兵報復,管仲卻不同意,他說:毀約是貪圖眼前小利,出兵是求得一時痛快,而後果是失信於諸侯,失信於天下。相反,作為一個大國,如果在被脅迫的情形下簽訂的協議都能遵守,則必然能讓天下信服!齊桓公聽取了管仲的意見,立即履約。各國諸侯得知此事,都認為齊國守信,不少諸侯想歸附齊國。後人評說:「桓公之信,著乎天下,自柯之盟始焉。」齊桓公之所以能夠成就春秋時期「九合諸侯」 「一匡天下」的業績,是從他信守諾言開始的。

歷史上以誠信治國的明君還有唐太宗,他從大唐王朝的長治久安大計出發,主張君臣上下同心同德、開誠相見,才能治理好國家。唐太宗認為,隋煬帝猜忌群臣,是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;而自己以誠信待臣下,用人不疑,便贏得了臣下感恩圖報、竭盡忠心。

貞觀初年,有人向唐太宗上書,請求清除朝廷中的「奸臣」。唐太宗對此事很重視,親自召見上書人,當面對他說:「我所任用的大臣,都是賢良之人,你知道誰是奸臣?」上書人說:「我居住在民間,不知道誰是奸臣。但我有一條妙計,請陛下試一試,一定能讓奸臣露出原形。」太宗問他是甚麼妙計,那人回答說:「陛下與群臣討論國家大事時,故意堅持一種錯誤意見,並乘機大發雷霆。這時那些不畏龍顏震怒,堅持真理,敢於直言正諫,不怕斧鉞之誅的人,便是直臣;反之,畏懼陛下的威嚴,只顧身家性命,依順陛下心意,迎合旨意的人,便是奸臣。」

太宗聽了不以為然,對此人說道:「流水是否清濁,關鍵在於源頭。君主是施政發令之源,臣民好比流水,泉源混濁而想使流水清澈,那是不可能之事。帝王自己玩弄、施行奸詐之計,怎能使臣民正直、誠信呢?魏武帝曹操機警過人,常多用詭計,我看不起他的為人。如果我也像他那樣去做,如何再去指責別人、施行教化呢?」

唐太宗又對獻計之人說:「我要使大信行於天下,以忠誠之心治國,決不搞歪門邪道。你的計策雖妙,但對我毫無用處,我絕不採納使用。」那人聽了滿面羞慚,趕緊下殿,倉皇出宮而去。

我們看「棄禮義而上首功」的暴秦,「權使其士,虜使其民」。以詐術和暴虐來役臣民,拋棄禮義仁德,崇尚武力和暴政,很快就失去了百姓對它的信任而內亂覆滅。如果當政者行仁政,廣施德澤,必受人民愛戴,天下太平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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